报载，在欠下30多万债务之后，因患尿毒症求医多年的安徽农妇张艳为家人能做的最后一点贡献是：在病房的卫生间里了断自己。这是抗风险能力脆弱的平民家庭，残酷的自保之举。农村医疗保障的不足使得他们在劫数面前并无太多选择。
　　看到“天亮前死去”的报道，让我想起了“放弃”的报道：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其父陈立盼望速死。这两个反常的举动，不得不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：“天亮前死去”和“放弃”的背后，我们的医疗救助机制到哪里去了？患尿毒症，即使换了肾，也要常年的透析，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。而“一起住院的不少城里人的报销标准都接近九成，但来自农村的张艳报销额度却只有39%”，新农合不能解决重病农妇“看不起病”的痛苦，张艳为了不拖累家庭，除了选择自杀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就像陈立面对脑瘫婴儿，除了选择“长痛不如短痛”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　　制度不兜底，我们都是弱者，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尤甚。试想，谁能够保证自己一生不会遇到重大疾病，那种经济负担往往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。面对尿毒症，面对脑瘫婴儿，往往是“救护车一响，一头猪白养”、“脱贫三五年，一病回从前”。事实上，据国家卫生部门调查，目前我国新生儿中先心病的发病率高达7‰～8‰，而有条件接受治疗者仅占20%左右。其他的病呢？云南西畴县民政局副局长雷仁粉的儿子不幸患上白血病，她带儿子在北京治病期间，为筹钱，曾一度上街乞讨。当官的都如此，何况民乎？
　　“天亮前死去”的背后，既反映了新农合的缺陷，更折射出当今医疗救助机制的鸡肋。不仅医疗救助病种少、救助面窄，而且救助数额小，对于重大疾病无疑是杯水车薪。可以这样说，是医疗救助机制的鸡肋把张艳推向了选择自杀的处境。而人们在同情她的不幸时，何尝不是在关心自己？
　　钱不是万能的，但对于生病的人来说，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无论是“天亮前死去”，还是“放弃”等等，还不是因为缺乏救命钱。如果我们的医疗救助机制健全一些，能够以制度的力量消弭人们的强烈焦虑与无力感，或许我们不会关注这两则新闻。而今，我们关注它们，其实也是忧心于我们自己未知的命运。